2023年，夢想在一座城市的美術館中欣賞西方藝術史名家之作的人們，似乎已無需經歷繁瑣的國際旅行前往巴黎或紐約，而只需擇時來到上海，便可以與拉斐爾、波提切利、凡·戴克、魯本斯、安格爾、戈雅、德拉克洛瓦、馬奈、梵高、畢加索、馬蒂斯、康定斯基、克利姆特、夏加爾、馬格利特或契里柯作品面對面。 2023年，海外博物館館藏展在上海引發的熱度不亞於逐日高攀的氣溫。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Uffizi Museum）、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Centre Pompidou）、西班牙提森-博內米薩國立博物館（Museo Thyssen-Bornemisza）、德國柏林國立博古睿美術館（Museum Berggruen）以及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等至少來自七個國家，原本在全球博物館版圖上各自閃耀的八家知名博物館，皆攜其館藏，來到上海的美術館中展出。

美國最大的藝術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首次來到上海，帶來的是永久館藏中的大洋洲藝術藏品。正逢該館邁克爾·C·洛克菲勒翼樓修葺和重構之際，國際展覽項目“時間的輪廓”應運而生。作為該項目的第一站，正在浦東美術館展出的“時間的輪廓”由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浦東美術館合作舉辦，將浦東美術館的三層空間分成了“遠航”“祖先”和“時間”三個章節，以島嶼群落為單位貫穿，呈現出太平洋原住民與祖先、時間和環境之間的獨特關係。自開館以來，浦東美術館持續引進全球知名美術館的展覽，引發了一次次觀展熱潮。

與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同樣位列全球四大美術館之一的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則在東一美術館呈現了中國大陸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波提切利主題展。東一美術館將包括《三博士朝聖》和《女神帕拉斯·雅典娜與半人馬》在內的10件波提切利真跡，以及其他38件館藏文藝復興名作呈現在考究的燈光和經典的環境中。意大利烏菲齊美術館計劃在上海通過“五年十展”將其獨一無二館藏，以親近中國觀眾的主題和方式呈現。“波提切利與文藝復興”為其第二次亮相，而第三個展覽“十八世紀的歐洲藝術之旅”即將於9月揭幕。

2022“中國意大利文化和旅遊年”的熱度延續至今，從浦東美術館“絕美之境：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珍藏展”，到蘇州吳文化博物館與博洛尼亞市立考古博物館聯合主辦，那不勒斯國立考古博物館參展的“伊特魯里亞人——古代意大利的貴族”，再到剛剛揭幕的揚州大運河博物館“喬治·莫蘭迪”展覽（羅馬國立現當代美術館、伊瑪格藝術館、喬瓦納爾收藏、意大利展覽世界公司），足現文化外交的推動力。

先於東一美術館攜手烏菲齊美術館，西岸美術館與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陳合作項目已走入第四年。最新常設展“肖像的映像”將敘事線索聚焦於“人”，系統性探索現當代藝術發展史，涵蓋繪畫、雕塑、影像和攝影等媒介，透過面孔洞察鮮活的生命、複雜的社會與多樣的時代，窺見一個世紀的社會發展進程，以及百年來的社會關係的變遷。

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UCCA Edge與今夏的國際展覽聚焦現代藝術的奠基者。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位於法國北部勒卡托-康布雷齊的馬蒂斯美術館合作，在七月揭幕了中國大陸首次亨利·馬蒂斯個展“馬蒂斯的馬蒂斯”，通過300件油畫、雕塑、素描、紙上墨水、版畫、剪紙、書籍插畫、織物等不同媒介作品完整呈現馬蒂斯的藝術創作生涯。

UCCA與柏林國立博古睿美術館合作在UCCA Edge呈現的“現代主義漫步”集中呈現了巴勃羅·畢加索、保羅·克利、亨利·馬蒂斯、阿爾伯托·賈科梅蒂、保羅·塞尚和喬治·布拉克6位20世紀舉足輕重的藝術家的作品，以追溯歐洲現代藝術的發展歷程。觀眾能夠同時領略巴勃羅·畢加索各階段的40餘件經典作品以及保羅·克利的30餘件代表作，也足見UCCA Edge在一眾館藏展中有突出的亮點。

值得一提的是，博古睿美術館館藏的全球巡展始於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和大阪國立國際美術館，上海是第三站。與此類似，年初上海博物館一票難求的“從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國國家美術館館珍藏展”也是自2020年起，從上述兩間日本的美術館來到上海，儘管兩個展覽的每一站呈現都各有側重。

如果將視域稍稍拓寬，會發現從上海出發的海外美術館館藏國際巡展也有了新的動向。 2021年浦東美術館開館大展之一“光：泰特美術館珍藏展”結束後，經韓國首爾市立北首爾美術館、澳大利亞的活動影像中心以及新西蘭的奧克蘭美術館，今年7月在日本國立新美術館再次開幕迎客。

將對展廳中佳作的評議暫先擱置，追踪上述提及的多個展覽的巡展踪跡，意識到或許在更廣闊的時空裡，海外博物館館藏展在上海大熱並非一個獨立的現象，只是已經頗為成熟的國際巡展，近年來更頻繁地出現了上海場次，引人思考其背後復雜的作用力，它們為何而來？又為何是上海？

經濟盈利vs 遺產戰略

針對這兩個問題，一份十年前的調查，或許對理解眼前的現像有些參考價值。

法裔加拿大女權主義社會活動家，Gloria Media的創始人麗貝卡·阿姆塞勒姆在2016年取得巴黎第一大學博士學位後出版的專著《博物館走向國際：新戰略、新商業模式》提供了近年來關於博物館國際化策略參與度最高，數據最完善的實證研究。

採取遺產經濟學視角，阿姆塞勒姆將博物館視為擁有資產的經濟行為體，在做出經濟相關決定時，伴隨著資金流動或某種形式的等價交換。在這一視角下，博物館的資產包涵藏品、館舍等有形的物質資產，也包括專業知識、技能、博物館品牌及商標等非物質資產。所謂國際策略，是指令博物館有形與無形資產跨越國界的行為。 出借藏品或出口展覽，正如在上海發生的多場海外博物館館藏巡展，正是常見的基於移動博物館有形資產的“國際策略”之一。這些行為的交織，促成了“國際博物館市場”的誕生。

基於遺產經濟學領域對該議題的文獻綜述，阿姆塞勒姆先於2012年3月至2013年1月期間進行了一輪與專家、博物館從業者和研究人員的預備性訪談，以形成對於博物館為何及如何採取國際化策略的初步假設，並基於此設計了有針對性的問卷。在2014年1月23日至2014年7月15日期間，她向385間博物館發送了問卷，最終收穫了60間博物館的回复，包括線上提交的答卷，電話問答及當面採集。答复者均為博物館館長或負責國際業務的相關館員。

進入阿姆塞勒姆後續研究樣本的60間博物館中既包括正在或即將在上海和北京展出藏品的蓬皮杜藝術中心，烏菲齊美術館、馬蒂斯美術館，以及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盧浮宮（Musée du Louvre）、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等全球最知名的博物館，也包括位於東京的松下汐留博物館、保加利亞魯塞地區歷史博物館（Rousse Museum of History）等並非國際知名的博物館。總體而言，來自法國、意大利、德國、荷蘭、瑞士、比利時等歐洲的博物館佔了大多數，歐洲之外也有少量美國、加拿大、日本、阿聯酋的博物館參與。 
在博物館規模和觀眾數量方面，樣本有一定的多樣性。僱員超200人的大型博物館有12家，低於50名員工的中小型博物館21家，其餘機構的規模介於二者之間。參觀人數方面，在接待超百萬遊客的12家博物館與觀眾量少於10萬的19家（2012年數據）之間可稱得上是接近平均分佈。

關於博物館為何採取國際化策略，書中公佈的答復是：

關於受訪博物館採取了什麼措施履行國際化策略，也即“出口”了什麼“資產”，經分析得知：

頗出人意料的是在各類博物館“資產的進出口交易”中，僅有54.44%基於書面合同，且涉及付酬的僅略超五分之一（21.82%）。

阿姆塞勒姆進一步對來自博物館的回答進行了多重對應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簡稱“MCA”）。作為定量研究方法之一，多重對應分析通過給“案例”和“類別”分配數值來量化定類數據（nominal data），從而“類別”將“案例”劃分為同質的子組。因此，該方法適用於分析60間博物館的特徵與問卷答案，以判斷它們能否形成並被歸為某一類別。

通過對博物館“為何國際化”和“如何國際化”的答復進行多重對應分析，阿姆塞勒姆發現博物館的“出口”行為匯聚成了兩大類戰略：經濟盈利戰略（Economic Profitability Strategy）和遺產戰略（Heritage Strategy）。第一種“經濟盈利戰略”指向較為直觀；第二種“遺產戰略”指的是博物館與文化遺產相關的功能，例如修復文物與博物館研究。這些行為在博物館採取任何國際策略前就已長久存在，且一般不涉及直接付酬的行為，但有可能在文化交流的名義下進行“交換”。

根據數據分佈的情況，受調查的博物館聚集成了四個大類：

根據此份調查，採用“經濟盈利戰略”的博物館多為觀眾數超100萬，員工數超200名，且自主運營的機構。在分析了13家“精英”和“創新性創業家”博物館2012年至2014年公開的報告後，阿姆塞勒姆進而得出“精英”及“創新性創業家”型博物館濟盈利策略的主打項目是出口“一站式方案產品”（turnkey products）。 “一站式方案”，也可稱為“交鑰匙工程”，常用於描述技術轉移方式，指的是賣方將專案架設好並調整完成，在可立即使用的情況下賣給買家。 “交鑰匙”的國際巡展，現成培訓項目以及特許經銷權（franchise）是博物館領域常見的“一站式方案產品”。

事實上，接受阿姆塞勒姆訪談的博物館專業人士稱“交鑰匙”的國際巡展為“現金牛”（cash cows），因為對於出口方這幾乎沒有製作成本，只有收入。 成功案例包括“精英”大英博物館的“大英百物展”以及“創新性創業家”巴黎畢加索博物館博物館的兩個館藏展。後者在2008年至2012年期間，成功將展覽向18家機構出口。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樣本中絕大多數是歐洲的博物館，因此，所謂的“出口博物館資產”的情境，或許主要描繪了歐洲各國博物館之間的“交易”。這可作為我們看待當下上海海外博物館館藏熱的參照，但並不具有任何結論意義。

儘管缺乏具有統計學意義的來自亞洲博物館的數據，但擁抱文化和消費“國際策略”的亞洲博物館一直都存在，一如在曾經的東京以及如今的上海。據《博物館走向國際：新戰略、新商業模式》書中描述，1990年，蓬皮杜藝術中心僅有的兩個“國際客戶”都來自日本，分別是朝日新聞社和讀賣新聞社兩大媒體集團。二者主動向蓬皮杜“採購”由經典藏品組成的國際展覽，直至亞洲金融危機後，這一供需模式終止。

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全球分身”

進入21世紀後的蓬皮杜藝術中心，也不再固守固定客戶的需求，而是轉而開發並提供給市場，一系列基礎但可定制的服務與產品，以吸引潛在的新客戶。 一方面，基於其自身館藏的國際巡展仍在繼續，“策展人根據當地環境和合作夥伴的意願，構思關於特定藝術家或主題的展覽；我們的建築師幫助進行場景設計”，< /strong>蓬皮杜藝術中心官網專頁“international offer”上寫道。其中，里約熱內盧巴西銀行文化中心舉辦的“她們：蓬皮杜藝術中心館藏中的女性藝術家”（2013年）和日本東京都美術館的“蓬皮杜藝術中心館藏展”（2016）都吸引了超過20萬當地觀眾。

另一方面，蓬皮杜藝術中心延續其“創新性創業家”的策略，將“國際策略”拓展為與當地合作夥伴共同創造藝術和文化的專用空間，並提供更全面的可定制項目，已落地的包括2015年在西班牙開幕的馬拉加蓬皮杜藝術中心、2017年與阿聯酋阿布扎比盧浮宮（現、當代藝術展廳）的合作、2018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揭幕的卡納爾蓬皮杜藝術中心，2019年在上海與西岸美術館的合作，以及蓬皮杜藝術中心今年3月與沙特阿拉伯政府文化機構皇家烏拉委員會通過新協議約定，未來將在沙特阿拉伯新興的烏拉地區開發一座當代藝術博物館。

如今，蓬皮杜藝術中心向“國際客戶”提供的定制服務清單，從原先的館藏展一項，增至八大類，包括博物館或藝術中心的開發和管理、協助構思科學和文化項目、觀眾政策和具體的教育計劃、與當地藝術家和文化機構共同定制當地多學科文化項目、為少年兒童舉辦的工作坊和展覽、出版& ;商品銷售，以及員工培訓項目（調解和運營方面的知識、 展覽設計和展覽製作），堪稱是“國際博物館市場”中的領跑者。

與此同時，不約而同成為數國博物館館藏展目的地的上海，博物館和美術館數量已進入“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核心指標表”，展覽數量則成為歷年《上海市博物館年度報告》的亮點。由此，無論供需的哪一端為主導，我們似乎能夠感受到“國際博物館市場”在此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動態平衡。

編輯 / 葉瀅
撰文 / 童亞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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